在1950年6月7号，三位主要负责审判的法官都建议不要判死刑。

蒋介石签示：免职。

三天之后，吴石在马场町的刑场上被执行了死刑。

这结局，从他被抓那一瞬间起，就已经板上钉钉了。

瞧瞧蒋介石是怎么对待那另外四位上将的，答案一目了然。

张学良——永不释放的囚徒

1936年12月25日，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的专机落在南京，而城外西安的枪声也渐渐消散。

飞机舱门一开，迎接他的不是表彰，而是军事法庭。

从那一刻起，这位36岁的少帅就走上了长达54年的被软禁之路。

法院判了他十年监禁，之后又给予了特赦。

放了他，十年牢底坐穿，但代价是自由不在自己手里。没有铁栏杆罩着，却有比牢狱还紧的监视，让人难以逃脱。

从浙江奉化到贵州修文，张学良的软禁地点换了不少地方，每一处都派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日夜看守。 从台湾新竹到阳明山，也是如此，守卫们伏守得紧紧的，毫不松懈。

有人认为，是因为蒋介石念及旧情，才没有对张学良动手。

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呀。

张学良拥有几十万东北军，在军内外都算是势力庞大，影响力也很不小。

把他直接枪决掉，东北军的老部下肯定会闹情绪，公众的反应也会变得更加激烈。

那会儿内忧外患，蒋介石扛不住这个成本。

保住张学良的命，才是最聪明的办法。

被软禁之后，张学良变成了一个象征，一个提醒：背叛的代价，不是一下子死掉，而是长久的折磨。

1975年4月，蒋介石身体亮起了红灯。临走之前，蒋经国问他，该怎么处理张学良。躺在病床上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出四个字：“不可放虎。”

这四个字，折射出蒋介石的真实想法。

在他看来，张学良始终像那只老虎，就算关了整整39年，年纪也已到了75岁的高位， still 不敢让它自由出来。

如果曾经背叛过一次，那就算了吧，这人基本上也就没法再相信了，永远这样。

张学良一直被软禁，直到1990年才得以解脱，那时候距离蒋介石去世已经过去了15年，蒋经国去世后两年，李登辉才宣布解除对他的禁令。

那年，张学良已经九十岁了，他用超过半个世纪的被关押时间，验证了一个道理：在蒋介石的权力体系中，有些账永远不会算清楚。

软禁张学良的真心用意，从来都不是要惩罚他个人，而是让众人明白：一旦触及权力的核心，那就别想好过点儿。

白崇禧——在恐惧中死去

1949年，白崇禧从海口飞去台湾。临走之前，立法委员何遂劝他说：“上将回台，这次肯定难逃一死，倒不如趁机起义。”

白崇禧摇摇头，说：“我跟着蒋公北伐快二十年了，生死利害都不在意。”

这个决定，让他在台湾度过了人生剩下的16年。这16年，处处都在被盯着，心头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惶恐和紧张。

白崇禧的一生里，有三次促使蒋介石下台。

1927年，他和李宗仁联手推动蒋介石下台；在胡汉民事件期间，他发電，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辞职。

等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，他提出了划江而治的主意，蒋介石不得已也第三次退居幕后了。

这三回，蒋介石都记在心里了。

一到台湾，白崇禧名义上是“战略顾问委员会”副主任委员，但实际上根本没啥实际权力，特务们24小时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有回，白崇禧的轿车一开出去，就跟着一辆吉普车，尾随不放。

那辆吉普车突然在路上坏了，白崇禧就吩咐司机停下来，等一等。

他让侍从去跟那些特务说：慢慢修车，我会在这儿等你们。

还有一回，白崇禧和朋友在咖啡馆喝咖啡，快走的时候，他把旁边两桌客人的账也结了。

朋友觉得疑惑，白崇禧笑着说：“那两桌都是盯着我的人，我得请客。”

1965年，李宗仁回到了大陆。这个消息对白崇禧来说，简直就是一记重击，他的最后一丝利用价值也就此彻底没了。

李宗仁留在台湾时，蒋介石还得靠白崇禧来挡事；等到李宗仁回到大陆，白崇禧就变成了没啥用的人呗。

白崇禧也看得很清楚，他对身旁的人说：“我以后在台湾，真是没有脸见人了。”这话里头，藏着一股浓厚的害怕和担心。

1966年12月2日凌晨，白崇禧在台北的家中突发心脏病，撒手人寰，享年73岁。

没人清楚他那晚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只知道临死之前情绪特别激动，心脏突然停跳了。

有人坚持说是自然离世，也有人觉得背后肯定还有啥不为人知的事。

真相到底啥样儿，早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关键是，蒋介石不用亲自动刀，白崇禧就在一片惊惧中走完了人生。

郑介民——自然死亡的艺术

1959年12月的日月潭那会儿，郑介民特地从台北赶过来，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情况。

他可是保密局曾经的局长，又是黄埔二期的学生，还是蒋介石的“十三太保”之一，凭这么个背景，本该受到应有的尊重才对。

蒋介石却摆了一桌家常菜，表面上看起来还挺和蔼。

在吃饭的时候，蒋介石突然脸色一变，盯着郑介民，一句一句地说：“你弟弟郑挺锋到美国去了，再也没回来，你大儿子也干脆搬到美国定居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？我得替你送个行。”

郑介民脸色变得惨白，嘴巴都张不开，一句话说不出口。

那天晚上回到台中住处时，到了半夜两点，郑介民突发心脏病去世了，享年62岁。

这个死的时间，真是正巧到家。

郑介民以前可算是风光无限，1946年戴笠飞机出事之后，他就接了军统局长的职位。

按理说，这可是蒋介石最看重的岗位，能坐到这个位置的人，说白了，应该稳得像磐石一样。

其实情况正好相反，郑介民在军统里面，遭到浙江派毛人凤的排挤，没过多久就被调走了。

名义上他被提升为“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”，可实则早已远离了那个掌控大局的核心位置。

到了1948年局势就崩溃了，郑介民心里明白得很。他悄悄把自己的财产转去了台湾，还常常跑到美国“养病”。

从1955年起头，他每年都跑美国待上几个月。表面上是为了治疗心脏病，实际上则是打算提前安排后路。

蒋介石可不是傻的，这些细节动作，他全都看在眼里。

郑介民的大儿子在美国安家落户，弟弟郑挺锋去美国“打工”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了。

这些迹象合起来，结果早就摆在眼前：郑介石打算跑了。

蒋介石绝不能让他跑，郑介民掌握太多机密，一旦投靠美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要不要直接抓？名声不好，毕竟是前保密局局长。要动手暗杀？风险太大，容易留下把柄。

最妥的办法，还是让他慢慢“悄无声息地消失”比较合适。

那顿饭那几句话，正好戳到了郑介民的要害。

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人，在非常惊慌失措和压力第乍起时，突发猝死，这情形再正常不过了，毫无暗害或者毒药介入，纯纯粹粹。

郑介民去世后，蒋介石两次到殡仪馆表示哀悼，还追晋他为一级上将。

姿态摆得挺到位，别人看起来呢，这是在表达对功臣的敬意。

只有蒋介石自己心里明白，这事儿算得上一次彻底的清理。

孙立人——制造罪名的典范

孙立人是抗日的著名将领，在仁安羌一战中把7000英军给救出来了，远征军也歼灭了33000敌人，战功可真是辉煌。

美国人叫他“东方的隆美尔”，还授予他荣誉，邀请他去欧洲战场考察一番。

蒋介石问他：“艾森豪威尔请你去，为什么没叫我？”这话中，藏着浓浓的猜忌心思。

孙立人是美国军校毕业的，跟黄埔系没关系，也不是国民党员，其实还公开反对蒋经国在军中推行的那套体系。

到1949年，孙立人被美方列为极有可能接班的关键人物之一。

这些事情，蒋介石都清楚得很。

1954年6月，孙立人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职务，调到“总统府参军长”。表面上看只是调动，实际上这等于剥夺了他的军权。

郭廷亮被抓后，整整十天受到酷刑折磨，逼供他都没肯说孙立人的事。

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出面，跟郭廷亮说，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，就不会连累孙立人。

郭廷亮掉了交代，他写了份自白书，承认自己是。

8月20日，陈诚带领的九人委员会完成调查，报告显示：孙立人手下的人员被怀疑有“叛变”行为，孙立人应承担管理上的责任。

蒋介石下令，孙立人被免去职务，并在家中被软禁起来。

郭廷亮的死刑被改成了无期徒刑，然后被押送到绿岛。

孙立人手下三百多号人都牵扯进去了，有的被关起来，有的被免职。

软禁一直搞了三十五年，从1955年一直到1988年，整整33年时间。

那七个“不”字——不杀、不审、不问、不判、不抓、不关、不放，把孙立人牢牢钉在台中的那栋日式房子里。

四面都是高墙，配备满满武装的“副官”日夜看守，其实就是在监视。

孙立人在软禁开始的前两年，连薪水都没有，和老婆张梅英一起种玫瑰，卖了换点生活费。这些玫瑰，人们叫它“将军玫瑰”。

蒋介石去世那会儿，孙立人想去灵堂表达哀悼，可是碍于规矩不给准。

一直到蒋经国去世，李登辉才下令解开他的禁锢，那一年，孙立人已经88岁了。

到1990年，孙立人在台中去世了。

郭廷亮假释出来后，竟在火车上意外坠亡，死因让人摸不着头脑。至于关键证人，也就这样不见了踪影。

2001年，重新调查这个案子后，确认孙立人并非罪魁祸首，郭廷亮的自白书日期其实是被人为篡改的，是在威胁逼迫下伪装配合写的。

等到真相揭开时，孙立人已经去世11年了。

总结

从张学良到孙立人，从白崇禧到郑介民，这四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，处理方式也差别挺大。

张学良在东北军里头有挺大的影响力，最后被软禁终身；白崇禧依靠桂系势力，受到监控一直到死；郑介民没有用了，干脆“自然消失”；孙立人威胁到权力结构，便给他安个罪名弄走了。

吴石担任中将参谋次长，背后有桂系势力，跟蒋介石的正统派没有直接关系。

他透露的是关键机密，造成的危害比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例都要严重。

蒋介石得用“杀鸡儆猴”的办法来吓唬大家。

三位主审法官建议免死，蒋介石的回应是：免职，甚至不给吴石说情的机会。

吴石的结局，从他被逮捕那天起，已经安排好了。

他没有张学良的号召力可以借用，也不用担心白崇禧的势力，没有郑介民的秘密可担心，更不用考虑孙立人的美国关系。

在蒋介石的权力套路里，哪怕是“泄露秘密”、再加上“非嫡系”身份，再遇到“没啥利用价值”，简直就等于“死路一条”。

你说的这些辩解啊，基本上都没有啥用；求情嘛，也无济于事。

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钟，吴石在马场町的刑场上平静离去了。

临刑前，他写下遗言：“凭将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差堪对我翁。”

这首诗，就像他对历史那边交待的心里话似的。